新加坡英军二战地下指挥中心

建于1939年的新加坡英军二战地下指挥中心（The Battlebox）位于福康宁公园内，它占地1300多平方公尺，深约九公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是英国在马来亚驻军的指挥总部。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Lieutenant-General Arthur Ernest Percival）与其他英军高级指挥官正是在这个指挥总部决定了新加坡的命运——向日军投降。这一历史性事件使“The Battlebox”成为新加坡二战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地点。

小雪循着指示牌来到了这座颇具神秘色彩的 “The Battlebox”，在售票处得知语音讲解和special room的参观是需要付费的，如果不需要讲解就直接进去就好了。由于对于这段历史小雪一无所知，甚至在来新加坡前小雪还不知道当时日军也曾侵入和殖民了新加坡，就还是购入一个讲解吧，哈哈哈。

时间倒回到1941年12月8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轰炸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座地下掩体就是新加坡对抗日军的核心。

传令室 Orderlies

指挥中心里的一切都被严格管理的，不许闲聊，但这里或许是唯一可以分享或推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

日军的最初轰炸对于削弱英国皇家空军和打开陆路入侵新加坡大门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迅速摧毁英军的空中力量，日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上空迅速取得了制空权。没有空中掩护，英军的地面部队和海军舰艇都变得极其脆弱。例如，在12月10日的马来亚海战中，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正是由于缺乏空中支援，而被日本帝国海军的岸基轰炸机和鱼雷机击沉，这彻底宣告了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制海权丧失。

电信交换机 Telephone Exchange

电信交换机作为指挥中心内部以及其与外部部队沟通的核心枢纽，对于协调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防御行动至关重要。然而，它仅能依赖民用通信线路，其可靠性和稳定性存在严重不足。在战时环境下，这些脆弱的线路极易受到战火破坏，导致信号时断时续、噪音干扰频繁，关键命令往往因杂音而模糊不清。每一秒的通信延迟都可能直接影响前线将士的生命安全。

此外，民用通信系统的承载能力有限，在大量信息传输需求下，线路阻塞成为常态，紧急报告常常被迫排队等候，宝贵的作战时机在无尽的等待中白白流逝。接线员不仅要面对通信效率低下的困境，还需承受保密、干扰和等待等多重压力。即便操作员争分夺秒地工作，也难以摆脱民用线路的束缚，工作效率被迫大幅降低，原本简单的任务也因此变得异常艰巨。

在夺取制空权后，日军在马来亚战役中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展现了其强大的机动能力和工程修复效率。日军第25军，由山下奉文中将指挥，凭借着约36,000至50,000人的兵力（初期登陆部队），在短短的55天内，以平均每天10到12英里的速度，推进了整个马来亚半岛约700英里的距离。为了迟滞日军的快速前进，撤退的盟军（主要是英国皇家工兵），在马来亚半岛上炸毁了超过一百座桥梁。然而，这些努力并未能有效阻止日军的脚步。日军在前进部队中配备了大量工程兵和简易桥梁架设设备。他们以惊人的速度修复或架设了新的桥梁，往往在盟军破坏后的数小时内就能恢复通行，这使得盟军试图通过破坏基础设施来拖延日军的策略大打折扣。

密码室 Cipher Office

加密与解密在战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是信息战的核心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军事行动的成败、战略的制定以及部队的安全，操作员在这里使用手册和滑尺对信息进行加密和解密，然后在三天内撕毁。在这里，欺骗是战争的艺术。

日军在情报和欺骗行动中展现了高超的技巧，成功对盟军进行迷惑和误导。日军登录前，故意在新加坡东北部进行佯攻和虚张声势，包括派遣近卫师团一部向东北部的乌敏岛（Pulau Ubin）发起攻击，以此吸引和牵制盟军主力。盟军指挥官白思华误判日军主攻方向，认为日军会从东北部渡过柔佛海峡，因此将最精锐的英国第18步兵师及主要装备和资源调往东北部，而忽视了西北部的防御。1942年2月8日，日军成功登陆后，迅速占领登加空军基地（Tengah Airfield），并继续向东推进。盟军未能及时组织反击，导致补给点和淡水储存处被日军攻占。2月10日，新加坡最大的军需品仓库和淡水储存处被日军攻克，英军被驱赶到新加坡岛东南角，补给能力大幅削弱。

信号室 Signal Office

信号室也许是最具压力的一间办公室，因为所有关于损失或撤退等与战场部队相关的战术信息都会从这里传给指挥官。

1942年2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攻占了多个关键水源地，其中最重要的是贝雅士蓄水池（Peirce Reservoir）、实里达蓄水池（Seletar Reservoir）以及附近的蓄水池设施，这些水库为新加坡市区提供了主要饮用水。日军控制了这些蓄水池，实际上切断了新加坡的水供应，极大削弱了盟军和平民的抵抗能力。随着局势恶化，盟军被迫向市中心收缩防线，并试图建立新的防御，但补给和供水状况已极为严峻。日军继续推进，盟军和平民遭受了持续的轰炸和炮击。

1942年2月13日，阿德南·本·萨艾迪（Adnan Saidi）率领的马来军团第1营C连第7排在巴西班让鸦片山（Bukit Chandu）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阿德南识破日军伪装，率部顽强抵抗2日，最终弹尽粮绝，被迫与日军白刃战，其本人重伤被俘后遭杀害。

1942年2月14日（农历腊月廿九，大年除夕），日军突破西边防线，与盟军在亚历山大医院（Alexandra Hospital）附近发生激战。医院当时作为盟军的主要医疗设施，收治了大量伤兵。日军突破防线后，直接冲进亚历山大医院，展开了骇人听闻的屠杀。

信号控制室 Signal Control

在信息控制室中必须保持极度的安静，以便操作员能准确地接收和记录摩尔斯电码，在这里工作人员需要与香港、印度、印尼等其他地区的英军司令部联系，并将信息接力传送到伦敦的战争内阁。

要塞指挥室 Fortress Command

坐在桌子前的是白思华中将，坐在侧边的是要塞指挥官F.基思·西蒙斯（Frank Keith Simmons）少将，他们在这里分析来自各方的报告，鸟瞰当前的紧张局势，并作出决策。他们的策略是争取获得增援所需的时间，然而日本人的推进太迅速了。日军在入侵马来亚半岛的战役中，对自行车的运用可谓独具匠心，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了他们能够迅速推进前线、让盟军措手不及的关键因素之一。

马来亚的地形复杂，多雨林、橡胶园和稻田，道路网并不完善。汽车和卡车在许多地方难以通行或容易陷入泥泞，且需要大量燃油。而自行车则能够轻松穿行于这些地段，甚至可以在需要时被士兵扛起来，跨越小溪、障碍物或被炸毁的简易桥梁。而自行车无需燃油，便可在崎岖湿滑的橡胶园小径和不甚完善的公路上风驰电掣，日均行进数十甚至上百公里，这种远超盟军徒步速度的机动性，让日军得以迅速穿插、迂回，常常在盟军反应过来之前就抵达了防线后方。更巧妙的是，自行车安静无声，便于夜间或拂晓前的突袭，出其不意地打击盟军防线；即便盟军炸毁桥梁、设置路障试图拖延，这些灵活的“自行车步兵”也能迅速下车，扛起自行车绕过障碍，或者在工兵的配合下，以惊人的速度修复简易桥梁，使得盟军的阻滞战术形同虚设。比如日军第5师团和近卫师团的士兵，在极短时间内骑着自行车穿越了整个马来半岛，其中许多自行车甚至是从当地商店征用而来，这一战术的成功，彻底颠覆了当时人们对热带丛林作战的认知，也成为了日军闪电战在东南亚成功的标志之一。

火力控制室 Gun Operations Room (former Fortress Plotting)

盟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火炮控制室，本应是精密计算、精确打击的核心。它通过观察哨、测距仪等方式进行目标侦测与数据收集，然后这些数据通过电话、电报等传输到这里，这里的专业人员会在这张大桌子上绘制并进行精密的计算，得出火炮所需的仰角、方位和引信设置，随后命令下达到各个炮位，炮手依此调整炮口，力求将炮弹送至预定目标。开火后，也会有专人观察炮弹的落点，通过通信手段报告进来，火力控制室会再根据这些反馈的数据，修正计算模型，并下达新的射击命令，直到命中目标。

但致命的是，新加坡被英国长期视为海上堡垒，岛上的大部分重型火炮都朝向大海，其射程与火力范围专为应对海上入侵而设计，这使得它们在面对从陆路而来的日军时，几乎无从发挥作用，即便勉强转向也因缺乏陆地射击图和校准而寸步难行，犹如背对着敌人的守卫。

而即便谈及防空火力，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尽管盟军部署了高射炮，但在日军更先进、更灵活的零式战斗机面前，它们也显得束手无策。零式战机卓越的机动性和速度让盟军的高射炮难以有效锁定，炮弹的引信和射速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拦截网，使得日军轻易便掌握了制空权。在空中优势尽失的情况下，日军地面部队得以在无所顾忌的空中支援下长驱直入，而盟军那些曾被寄予厚望的强大火力，最终在日军的闪电攻势面前，沦为了一堆昂贵而无用的摆设。

Fortress Plotting(former Gun Operations Room)

这个地方现在是个多媒体室，付费导览的一部分就是可以看这个，播放的是沦陷前一天的270°投影动画短片 “The day before”，小雪觉得这动画制作得还不错欸。

1942年2月14日，新加坡沦陷前夕，这座曾经自诩“东方直布罗陀”的堡垒已陷入一片混乱与绝望。持续数日的猛烈轰炸和炮击，让城市如同炼狱，断水断电，火光冲天，浓烟蔽日，空气中弥漫着硫磺与死亡的气息。街道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平民和溃散的士兵，秩序濒临崩溃，伤员随处可见却难以得到及时救治。

Engine Room

在这个展室中，你可以用红蓝眼镜观看盟军及日军视角下的这场战争。这种表现手法低成本却很新颖，十分有巧思。

防空指挥部 Command Anti-Aircraft Defence

1942年2月15日早上9点半，日军登陆新加坡的第八天，十二位盟军军官齐聚在这里，由中间的白思华中将主持会议。在头天晚上白思华中将还十分乐观，但就在这个早晨，坏消息不断传进来。军官会议的气氛凝重到令人窒息，白思华中将与一众高级军官们不得不面对着严峻的现实：日军已全面突破最后防线，兵临城下，守军弹药、食物和饮用水储备所剩无几，士气低落，援军杳无音讯。所有的迹象都预示着，在残酷的战火中，新加坡的抵抗已走到尽头，等待他们的，只剩下一个痛苦的决定。在晚些时候，他们就在这里做出了改变新加坡人民命运的决定，投降。

Forward Defence Headquarters

1942年2月15日下午，在新加坡即将沦陷的绝望关头，白思华中将在福康宁公园的地下指挥中心内做出痛苦决定后，前往新加坡福特汽车工厂与日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进行投降谈判。

谈判在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中进行。山下奉文以极其强硬且不容置疑的姿态，对白思华中将提出了唯一的选择：无条件投降。他态度傲慢，拒绝了白思华中将提出的任何条件，包括要求日军保证平民安全或允许部分部队保留武器以维持秩序。

然而，山下奉文当时的这番强硬姿态，实则是一场精明的虚张声势。虽然日军在整个马来亚战役中势如破竹，但在围攻新加坡的最后阶段，他们实际的兵力远不如其表面宣称的那么庞大，而且补给线已严重拉长，弹药和物资极度匮乏。山下奉文深知，如果盟军选择负隅顽抗，将战役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巷战或围城战，他手中兵力不足且补给告急的部队将难以支撑，日军的胜利成果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他迫切需要盟军立即无条件投降，以避免陷入自身无法承受的消耗战。

最终，山下奉文的这场“心理战”获得了成功。白思华中将在巨大压力下，选择了屈服。下午5点15分，投降协议正式签署，标志着新加坡的沦陷，也宣告了英军在东南亚最大的军事基地易主，成为二战中盟军在亚洲最惨痛的失败之一。这场简短而决定性的谈判，彻底改变了新加坡和整个东南亚的命运。

Assistant Adjutant and Quartermaster General

投降的影响是直接且可怕的。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将其更名为“昭南岛”，并对当地居民，特别是华人，进行了残酷的“肃清”大屠杀。残酷的剥削，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人民挣扎在饥饿与绝望的边缘，甚至许多女性被强迫沦为“慰安妇”，身心遭受难以想象的蹂躏，那是人性最深重的罪恶；无数人被强迫参与“勤劳奉仕”，在鞭打与饥饿中，从事着不见天日的苦役，生命如草芥般被随意践踏。与此同时，那些放下武器的盟军士兵，则被推进了地狱般的深渊：他们被囚禁在樟宜监狱等条件恶劣的集中营里，拥挤、肮脏、疾病肆虐，饥饿与营养不良是日日夜夜的折磨，他们普遍遭受着非人的虐待、毒打与羞辱，国际公约在日军眼中形同废纸。长达三年八个月的人间地狱在这座小岛上演着。

Command Fixed Defences

就事论事，这场战争中日军山下奉久表现得太出色，而盟军却……但不管怎样，代价都是由平民付出的，多么可悲。

樟宜监狱这次没能有机会安排上，下次来新加坡或者中转的时候再打卡吧，离机场不远，抽个半天时间应该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