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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女儿

《海的女儿》发表在哥本哈根1837年出版的《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里。
文中歌颂一位意志坚强、有抱负、有理想、不怕打击和挫折、善良而美丽的女子。
海的女儿向往人类世界,热爱“人”这种高等动物——这里的“人”是以那位有文化、有礼貌、和蔼可亲、英俊的“王子”为象征。
虽然她在海底皇宫里的生活是多么舒适、愉快,而且还能活上三百年的岁月,但她却愿意放弃这一切,而变成一个高等动物——“人”。
首先她忍受了难耐的痛苦,把她的鱼尾变为一双人腿。为此,她牺牲了她美丽的歌喉,而成了一个哑巴。
但光有“人”的形体还不够,她还必须具有“人”的“一个不灭的灵魂”,因为没有灵魂的人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人。
就在这个灵魂的问题上,她失败了。她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
她本可以仍回到海底的皇宫,享受三百年的愉快生活,只须她在王子新婚之夜杀掉王子,把他的血溅到自己的脚上,恢复她人鱼的形态就行了。
她却拒绝这样做。她自己投进海里,变成泡沫。
但是,安徒生没有让她失望。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他写道:“通过你(小人鱼)的善良的工作,在三百年以后,你就可以为你自己创造出一个不灭的灵魂。”
在这里,安徒生也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已经是“人”了,但我们有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能算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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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法治的科学含义及条件(法理学作业)未完…

阐述法治的科学含义及条件

法治的科学含义

    从法治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首次明确把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提出,他强调“如果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随后有许多学者对法治进行过探讨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亚里士多德,戴雪与1915年全世界法学家大会对法治的界定。亚里士多德尽管没有对法治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但他却给出了法治的两个必备的要素。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其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戴雪则是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法治的含义,这就是学界所熟悉的法治三原则: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 戴雪的法治三原则对于反对封建特权,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对西方乃至非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会议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原则归结为四个方面;即:(1)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护个人尊严得到维护和各种条件,以便使人权宣言中的原则得到实施。(2)法治原则既要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不使其滥用权力,同时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法律秩序,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时以不能取消基本人权为限度。(3)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权,取消不人道的和过度的处罚。(4)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司法独立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法律之门对贫富平等地开放,等等。以上种种关于法治的含义,一般说来,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但也因为历史的局限性而有其各自的不足。

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立的治国方略,我们可以从“人治”的对立面揭示法治的含义。人治指统治者的个人意志高于国家法律,国家的兴衰存亡,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和素质,人治不可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法治众人之治,是与民主相联系的。在所有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法治与人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高于法律。

要更好地把握法治的科学含义还应将它与法治国区分开来。法治国的概念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但这里的法律不是来自法治中的自然法,而是来自人民的联合意志(或者说公意)。法律是作为主权者的立法者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正义的产物。法治国,就其德文本意及康德的解释而言,指的是有法可依、依法治国的国家,或者说一个有法治的国家。与法治不同,法治国思想的基本主张是最高立法者,不论是专制君主、独裁者,或是民选的立法机关完全是不受任何一种更高一级法律的束缚。统治者的权力可以受到法律的限制,但是立法者在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变更法律。可以预见,在法治国下,统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手中握有的任意修改法律的权力来逃避法律的约束。一个法治国可能是一个法制高度民主完备的国家,但却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总之,“法治”是一个融汇多重意义的综合观念,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的科学含义应至少具有以下四种社会内涵和意义:

A.“法治”意指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

B.“法治”意指一种依法办事的原则

C.“法治”意指一种良好的法律秩序

D.“法治”代表着某种具有价值规定的社会生活方式

法治的条件

实现法治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基础。

A.经济条件

B.政治条件

C.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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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汉代的刑法原则与司法的影响(法制史作业)

汉武帝对中华法系最大的影响,是采纳名儒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大一统政治法律模式。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人,汉代公羊学大师,今文经学派创始人,是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家大师。董仲舒被汉儒尊称为纯儒,但实际上他的学说并不同于先秦之儒,他对孔子之修正甚多,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建立了以天人感应论为形式的儒家神权体系,    这是对树状等级体系的巩固。董仲舒还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学说,将社会中的所有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乃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精确的概括成一个基本模式。这个模式包含两个要点,一个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卑者对尊者要服从,另一个是为政以德,尊者对卑者要爱护。这样,整个社会的权力从神权开始,平和而均匀的经过君、臣、父流向普通社会成员(子、妻),使整个社会秩序达到最大。为了实现这个模式,董仲舒又提出大一统的口号。除了形上世界的大一统,重新树立了儒家的神权体系之外,大一统还包括思想领域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政权结构的大一统,将汉初封建赋予诸侯国的政治权利收归中央,重新建立统一的君权,确立皇帝普天之下、惟我独尊的地位。

从董仲舒开始,儒家精神开始了孜孜不倦的对法典的浸润侵蚀,一点一滴的修改法典中不符合儒家伦理的部分。这是因为西汉初期,汉律的制定是在秦朝法制的基础上完成的。它主要的法律制度基本上仍然是法家思想的产物。到了西汉中期,儒家思想确立了官方正统地位;但是儒家思想不能影响到已经制定的法律。所以只能通过春秋决狱的司法途径,把儒家的春秋经义渗透到法律中去。用司法来改变以制定的法律,实现法律的儒家化。在董仲舒提出了理想目标后,将这个目标落到实处,也就是完成法典的儒家化,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经义断狱,是汉代中期兴起的一种审判方法,是审判官引用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的记载作为依据以审理案件的做法。它为汉代统治者提倡,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春秋决狱最重要的原则,董仲舒概括为原心定罪,所谓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首恶者罪特重,志邪者不待成,本直者论其轻,重在考察犯罪分子的主观方面,即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的精神定罪,若符合,即使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罚。反之,犯罪人主观动机若严重违反儒家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社会危害后果的,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

春秋决狱的实质在于修正法典中不符合儒家精神的条文,这是儒家在先王之法不可变的限制下想出的办法,其奥妙在于用经义来架空法条,用圣人之言来化解先王之法,达到曲线变法的目的。春秋决狱在中国法制史上影响很大,一代又一代的法官引用儒家经典,一点一滴的纠正法典中的不符合儒家精神的条文,把刚猛酷烈的法家法典转化成温文尔雅的儒家法典。从时间上讲,春秋决狱在两汉极盛一时,魏晋遗风犹存,例如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史书中仍然有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的记录。直到一准乎礼的唐律诞生,法律和儒家伦理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春秋决狱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春秋决狱是伴随汉代统治思想发生转变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也表现了儒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方面对法律的补充。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成为帝国的正统思想,也成为各级官僚必须掌握的知识。儒家对法家法典的修正是全方位的,如果把春秋决狱看作是从罪的角度对法家严法的修正,那么从汉文帝开始的废肉刑运动则是刑的方面的修正。肉刑包括包括黥、【鼻刂】、刖、宫四种以伤害身体机能的一部分为惩罚的刑罚,肇源于商周时期,体现了原始法律的野蛮和残酷。秦代尚法,肉刑公然是法定刑之一,汉代标榜反暴秦之酷法,把改革刑制作为德政一个方面。高后时曾缩小族刑的范围,废除具五刑,已经是减轻刑罚的开始,但是对刑罚体系作真正重大的修改的,是汉文帝刘恒。

除了春秋决狱和废肉刑,汉律还有一些从儒家伦理处罚调整现有刑法律做法,比较突出的是上请原则、恤刑原则和亲属相隐制度原则。

上请原则,即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即某些官僚贵族犯罪后,一般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处理,须奏请皇帝,根据其与皇帝的亲疏远近、官职高低、功劳大小,决定刑罚的适用及减免。汉朝法律受儒家思想影响,一反法家“刑无等级”的传统,将西周“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特权正式法律化,确立了先请的刑罚原则。高祖七年,令、郎中有耐罪以上,请之。这是上请制度的开始。

尊老怜幼原则,即恤刑原则是指对老弱病残孕犯罪给予减刑免刑的待遇,这些人社会危害性不大,不一定非要用刑罚制裁,对他们的轻判,还可以博得轻刑的好名声。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源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儒家思想。亲属中的卑幼隐匿尊长的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而尊长隐匿卑幼的犯罪行为,一般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决定。这个原则一直为后世各王朝所沿用。孔子就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董仲舒根据《春秋》之意,为亲亲首匿大造舆论,到宣帝时,正式规定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免得这些人忠孝不能两全,尽孝道时反而处于违反法律的境地。对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些人虽然不是必须对尊亲尽义务,但是也要考虑人伦之情,因此对他们的首匿罪减轻处罚。这是儒家伦理在法律领域的重要体现,当忠和孝两个原则相冲突的时候,肯定孝优先,因为家族制度是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君权是建立在父权基础上的。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的父权和夫权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东汉中后期风俗之淳厚,被誉为夏商周三代以降的一个高潮。
  汉代的父权之发达,体现为尊亲法律地位的强化和家族规模的扩大。对殴打尊亲属的行为,秦代不过是耐为鬼薪的徒刑,而汉代则一律死刑;不孝也变成了罪名,子告父等行为一旦归到不孝的名下,也都一律弃市。秦代强制分家的法律早已经被废除,
  与大家庭和父权相适应的是夫权的发达,汉代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贵族官僚妾侍动辄百数。秦代相对平等的夫妻关系也变得严重不均衡。秦代男子通奸有罪,当场抓住奸夫杀死者勿论;丈夫殴伤妻子,处以耐刑,这些规定汉律中都不见了,代之以夫为妻纲,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地无去天之义。

儒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主张德主刑辅,即把刑法作为维护儒家道德的工具,汉代统治者也正是把它作为其立法的指导思想的。

综上,儒家思想对汉代的刑法原则与司法有着直接、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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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案例一

7121日因涉嫌贪污罪被依法逮捕。经审讯,张某交代19978月曾奸淫一幼女,经查属实;张某共贪污4次,总款额达5万元,其中有3次发生在1997101日以前。

问:对张某所犯的两罪,如何适用新,旧刑法的规定?

答:对于张某所犯的两罪应涉及到刑法的溯及力问题。我国现行的刑法是97101日开始施行的。在我国刑法的溯及力应用原则是从旧兼从轻原则,我国新修订的《刑法》规定,对于1949101日到97930日这段时间内发生的行为,应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

1  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而修订后的新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即新刑法没有溯及力。

2  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但新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只要这样的行为未经过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就应当适用新刑法。

3  当时的法律和新刑法都认为是犯罪的,并且按照新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新刑法比当时的法律处刑较轻的,即适用新刑法。

4  如果按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生效判决,该判决继续有效。

张某在101日前所犯下的贪污在旧刑法中,贪污是属于侵犯财产罪,判罪比现行刑法的贪污罪较轻,所以应该适用旧刑法。而在101日后的按照新刑法,贪污满5000元以上就为犯罪。张某在8月奸淫幼女这一行为在旧新刑法都认为是犯罪,一是奸淫幼女罪,一是强奸罪,要看适用哪个刑法,就看哪个罪判决较轻。

案例二

某市幼儿园保育员王某,于某某日下午带领10名幼儿外出郊游,途中幼儿李某失足坠入路旁粪池,忘见状只是向路人刘某(20岁)高声呼救,不肯跳入粪池救人。刘某闻声既跑到粪池边观看,并同在就近拔得小竹竿一根,经探测得知水约有80公分深,但王,刘二人均因怕脏不肯跳入粪池救人,只是共同高声呼救。待农民张某闻声赶来跳下救人,幼儿李某已经被溺死。

问:王某,刘某应否对李某之死负责?为什么?

答:王某应对李某之死负责,刘某不应对李某之死负责。王某作为幼儿园的保育员,以教育幼儿保护幼儿这种行为作为利益来源,在将10名幼儿带领外出郊游后,就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幼儿们的安全负有责任。然而在遇到李某坠入粪池后只高声呼救,不肯救人,在后来知道粪池只有80公分深时也不肯跳入救李某,他的行为是对其职业的不负责,更是对李某的不负责。因此王某应该对李某的死负责。

而刘某在测得迟深为80公分后因怕脏而不肯跳入救人,在道德上他的行为的确值得谴责,但是我们不能期望他实施这种与其自身利益无关的救人行为。所以刘某不应对李某之死负责。